文化思絮

創業與創新
日期:2015/7/27

      ——在中歐EMBA管理學院寧波游學活動上的講話

     同學們:大家好

     歡迎中歐管理學院的同學們到我公司參觀、交流。

     公司董辦工作人員告訴我,今天與大家交流的主題是“創業與創新”。

     最近,我在讀一本書,該書被譽為“哈佛商學院畢業前最重要的一堂課”,因為這本書的內容主要來自于作者在2010年哈佛商學院畢業典禮上所做的一次引起轟動的演講。

     這位演講者是哈佛商學院的克里斯坦森教授,是當今世界最富盛名的創新理論大師。

     他出版過《創新者的窘境》、《創新者的解答》等書籍,著名的“破壞性創新”的概念也正是由他提出的。

     但有趣的是,他這次演講的內容看上去和“創新”似乎沒什么關系。其標題叫做《你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其內容是要幫助年輕人尋找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這位依靠企業創新理論,五度榮獲“麥肯錫最佳論文獎”,并當選為“當代50名最具影響力的商業思想家”第一名的管理學大師,在給MBA畢業生演講時,通篇發表的是有關如何衡量人生價值的論述。這是因為他覺得企業管理的理論,不僅能解釋企業中的問題,也能拿來管理并預測自己的人生,進而實現生命的圓滿與幸福。

     我們常常在講,企業的問題全然是人的問題。

     這句話,其實有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個含義是,你如果真正搞懂了企業管理,就可以把企業管理理論運用到人生的管理中。

     克里斯坦森教授正是從這個話題切入,去展開他的“你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的演講。

     另一個含義就是,你如果真正搞懂了“人”,或者說真正搞懂了“人生”,那同樣也可以把人生理論運用到企業管理理論中去,就會明白我們到底應該怎么做企業管理。

     這就是我今天演講的切入點。

     具體地講,落實到“創業與創新”這個主題,我的觀點是:只要我們搞懂了“人”,就自然搞懂了應該如何創業、如何創新?甚至搞懂一個更高層面的命題,那就是為什么要創業、為什么要創新?

     要搞懂“人”,關鍵在于明白人和動物的區別。人是追求意義的生物,或者用尼采的話說,“人是有價值的動物”。這是人和動物的第一個區別。我們每個人都是為追求人生意義和價值而生活,這是我們幸福的源泉、人生的目標。

     關于這一點,人們在認識上并沒有太大區別。可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卻存在著巨大的認識分歧。那就是,我們到底應該追求什么樣的人生意義和價值?應該以什么樣的價值取向作為我們的行動指南?而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目前看來似乎是眾聲喧囂、莫衷一是。

     我的觀點是,作為人,我們應該追求社會的價值,應該是為他人而生活。這是因為人不僅是生活在自然里,更是生活在社會中。因此,只有追求社會價值,追求為社會做貢獻、為他人謀幸福,才可以把人和動物進一步區別開來。或者說,這正是人和動物的第二個根本區別。

     這樣的回答并不是我的發明。亞里士多德講,“人是一種社會動物”;愛因斯坦在《社會和個人》一文中也寫到:“我們應當承認,我們勝過野獸的主要優點就在于我們是生活在人類社會之中”;因此,“應當學會通過使別人幸福快樂來獲取自己的幸福”。

     事實上,通過這個回答,我們不僅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也把人和人區別開來。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追求與我們不一樣的價值。很多人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升官發財。

     如果大家都去追求上述的價值觀,這樣的“普世無差異”,將導致的就是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人世間以后將沒有高貴與卑賤之分、沒有聰明與愚蠢之分、沒有優美與丑惡之分、沒有深刻與膚淺之分、沒有高雅與庸俗之分”。

     有鑒于此,施特勞斯在《古今自由主義》一文中提出:“今天最緊迫的責任,莫過于要全力對抗那種墮落的自由主義,這種墮
     
     落的自由主義宣揚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開心而不受管教,卻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質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

     公司在2010年時曾歸納、提煉出公司的新企業文化,其中最大的特色,即在企業精神中提出“讓我們每一天都在有價值中度過”,以此來告誡韻升的干部員工:我們每個人首先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應該努力去追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同時,我們還提出公司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做一個受社會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會尊重的企業”。

     這強調了公司所追求的價值乃是社會的價值,是要努力為社會做貢獻、為他人謀福利。

     總之,韻升和韻升人都要努力爭取做到品質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

     所以,當我閱讀克里斯坦森教授的這本新作的時候,很高興看到,他在里面所弘揚的正是與公司所倡導的同樣的價值。

     克里斯坦森教授當年曾接連生了三場大病,分別是心臟病、中風和淋巴癌。

     用他的話說,“大病過后,我終于了解,上帝衡量我的人生,不是用金錢,而是我可以幫助多少人變成更好的人。”

     但是,要怎樣才能幫助別人成為更好的人?怎樣才能實現這樣的人生價值?我認為,必須依靠企業、依靠工作。也就是說,人們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實現這樣的價值,企業也必須通過工作來讓干部員工實現這樣的價值。

     要想幫助他人實現人生的意義,或者說,要想給人以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啟迪,企業是最合適、最有可能完成這一使命的機構。為此,企業必須承擔起這樣的光榮使命和天賦職責。

     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中國社會,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正如柏拉圖所說,“人們對財富越重視,對美德的膜拜就越少。財富和美德就像放在天平上的兩個砝碼,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在運動”。

     當今的社會已經患上了“意義、道德缺乏癥”。

     我曾經在文章中多次批評這一“時代的頑疾”,但是,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國人的人性和道德仍在加速地沉淪。

     很多企業喪失“商德”。去年上半年的“毒膠囊”,再是“雙匯”火腿腸里面的蛆蟲;下半年爆出的“白酒塑化劑”風波未平,40多天的“速成雞”又掀波瀾;今年年初嘉興的砷豬案尚未落下帷幕,而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造成的禽流感又來了。

     很多官員罔顧“官德”。在去年,我們看到了不雅視頻的重慶雷政富,也爆出了在災難事故前微笑的陜西“表哥”楊達才,以及令人憤怒的河南光山教育局的一些官員。

     很多教師失落“師德”。先有北航教授韓德強掌摑老人;后有溫嶺女教師的“虐童”事件;再有湖北工業大學的某些教師合伙抄襲本科生的畢業設計,參加國際比賽并為此獲大獎;以及浙大某教授拿著國家的項目經費,為自己買房、買車、買菜、買補品。
……

     面對著彌漫在整個社會的“意義、道德的缺乏癥”,在公司2012年的年度工作報告中,我曾提出,公司必須承擔起給干部員工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責任。我們要通過企業文化建設,要給更多的人、更多的組織以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啟迪。

     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我認為,既然企業存在的本質是要給大家以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那么,創辦一個企業或者說所謂創業的目的,就應該圍繞這個本質去展開;創業的歸宿,也必須最終回歸到這個本質。

     這就是克里斯坦森教授在書中所說,“如果我創辦一個企業是為了實現我的人生價值,那么,我同樣需要確保每個為我工作的人都能在這里實現人生價值”。所以,我們應該時刻銘記,我們創辦的不僅是一個企業,而是要創辦一個給自己、也給他人以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平臺。

     為此,創業僅僅是踏上這一“神圣之旅”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會對我們的企業創新、企業管理以及企業管理者不斷提出挑戰。

     克里斯坦森教授告訴我們,“企業管理者也因此成為最有價值的工作,因為你有機會從事一項可以更好地幫助他人變得更好的職業。”企業創新也因此成為最有價值的活動,因為我們在讓企業變得更好的同時,也有機會讓企業里的人、甚至讓企業外面的人變得更好。

     下面,我想分別針對創業和創新這兩個話題,結合我自身的實踐體會,作進一步的詮釋。

     (一)思考創業背后的價值動因
創業,是為了實現人生的價值。但是,人們所追求的價值不同,其道路乃至結果也迥然不一。

     價值觀無非有兩類,一類是利我,一類是利他。利我,乃人之本性,無可厚非。但儒學大師梁漱溟說,“幾時你超脫了自私,幾時你超脫了渺小。”為此,要做一個德性完美、出類拔萃的人,就一定要超越利我,就應該懂得利他。

     所謂利他,是指一個人對于他人的一種超越自我的行為。去創業,須必備利他之心,就是講我們要有為社會、為世人成就事業的仁者之心。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所謂“仁者愛人”。無私利人正是“仁者愛人”的行為表現。朱熹就講:“公而無私便是仁。”

     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含義是說,仁德的人,自己想成功,首先要使別人也能成功。這就是告訴我們,要想利我,首先要利他。

     我認為,利我和利他,兩者并不矛盾,但追求利他,可以更好地利我,幫助他人也是成就自己。“與人玫瑰,手有余香”,只有為他人帶來價值,自身才有存在的價值。做人如此,做企業也一樣。

     有一首《自利利他賦》中寫道,“修心之人,應明天地之理;養性之輩,當曉人情之義。自利融于利他,利他乃為自利。利在一身勿謀,利在天下謀矣;利在一時勿謀,利在萬世謀矣。”

     所以,自利則生,利他則久。自利只能讓我們成一時,利他才可以讓我們謀一世。要想基業常青,要想成就卓越,就必須要有一顆利他之心。

     有的人總認為,市場經濟一定是最自私自利的。但事實上,市場經濟的發明者——亞當·斯密先生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就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同樣要講道德倫理,要講利他。

     他說,“應該把在利益的分配中優先考慮的是他人,并努力使他人處于有利地位,從而使利益天平更傾向于他人的行為原則奉為倫理觀。”這種倫理觀,無疑就是有“利他之心”的倫理觀。

     結合自己的體會,我認為,要創業,必須具有利他之心,惟有如此,方有以下三個獨特的作用:

     首先,利他之心,可以更好地激發我們的智慧,讓我們在關鍵時刻尋獲靈感,從而取得成功。

     本人的體會是,每當處于忘我的狀態,全神貫注地投入研究開發的時候,真可謂“心底無私天地寬”,則可以在無意中激發我們的智慧,在關鍵時刻獲取靈感,從而開發出新的技術,創造出全新的事業。

     我們成功研發出緊密紡設備正是如此。開發這個產品的動因,是我偶然了解到這種設備當時完全被德國企業所壟斷,我們決心要做出中國自己的“緊密紡”設備,而且,產品的性價比要遠超過德國的企業。

     “緊密紡”技術的核心部件之一是“網格圈”,這種小小的圓筒狀網格圈必須每平方厘米有3500個微孔,且要均勻分布、無毛刺,才能達到最佳效果。由于我們是“門外漢”,在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內,幾乎都在研究、試驗中,但始終攻克不了這項技術。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飯店走廊上看到兩排的服務員魚貫而行時,突然靈光乍現:為何不用螺旋法來開發網格圈?終于,自主研制的網格圈問世,并獲得國家發明二等獎。人們愛說“老天不負有心人”,我想,老天其實是不負有“利他之心”的人。

     第二,利他之心,可以更好地給我們戰勝困難的動力,也可以在關鍵時候給我們抵抗誘惑的勇氣。

     創業艱難百戰多。你必須要有一種獻身的熱情,才可能戰勝創業過程的艱難險阻。

     羅曼·羅蘭說,“一個人有了遠大的理想,哪怕是在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候,也會感到幸福”。

     創業過程中會有很多考驗,有很多讓人痛苦的困難,也會有很多讓人心動的誘惑。有些創業者逆境商很高、能在逆境中奮發;但當事業小有成就之時,卻不能抵御外界的誘惑,改弦更張,拋棄了自己最初的創業夢想。

     歸根到底,創業若是單從利我出發,當取得一點成功之后,在面對洶涌而來的各種名利誘惑時,必將會把持不住自己,從而轉身投入到更大的欲望懷抱之中。

     我相信,只有秉承利他之心,才會清楚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也才可以不懈地堅持你的追求,樂此不疲。

     公司是從開發八音琴機芯起家的。我們開發八音琴機芯,是為了打破國外企業的壟斷,扭轉長期以來中國企業仰其鼻息的局面。

     我們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辛勤研發,終于研制出國產第一代八音琴機芯。面對國外企業的誘惑,我等斷然拒絕。

     因為我們十分清楚,研發這個產品的動因,乃不為個體的利益所在,我們要結朿“看外國人的臉色行事”的這一歷史。而如今的那家日本公司,早已在市場銷聲匿跡。

     第三,利他之心,可以更好地影響身邊的人,并幫他們去實現人生的價值。

     前面提到,企業必須承擔起幫助他人實現人生意義的光榮使命和天賦職責。

     這其中,首先是要幫助你身邊的人去實現他人生的意義。

     這意味著,如果你創辦企業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那你的員工只能選擇離你而去、各奔東西。

     有句話叫“上行下效”。對于企業的員工來說,身教重于言教,領導榜樣、模范的力量是無窮盡的。

     又有句話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意思是說,要想真正影響到別人,你必須自己先身正、行正、心正。

     黃宏曾演過一個叫《“聰明”丈夫》的小品,說是有個業務員獲得年度銷售冠軍,為了獲得公司的一套獎勵房,決定與老婆假離婚,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小品中有這樣一句話,“眼是黑的、心是紅的;但是,如果眼睛紅了,心就黑了”。如果你自己的眼睛是紅的,怎么可能要求你屬下的眼睛是黑的呢?

     即使企業不做壞事,但從單純的利己出發,也勢必會形成一種不良的文化。

     這種文化被教育家錢理群先生稱之為“精致的利己主義”。錢理群說,“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即一己利益成為他們一切言行的唯一驅動力。‘精致’是指高智商與驚人的世故老成,經常做出‘忠誠’的姿態,懂得配合與表演,善于利用體制獲得自己的利益。”

     很多企業正在彌漫著這樣的文化,這些企業的員工有知識,卻沒有常識;有技術,卻沒有良知;有專業,卻沒有善良。歸根到底,正因為企業家本來就是個利己主義者,下面的人自然投其所好、上行下效。

     2012年,我在中科院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做了一場名為《論“成功學”》的演講。我在演講中提出,成功需要“六商”,分別是智商、情商、逆境商、膽商、靈商和魂商。靈商是指靈感的度量。魂商的核心是利他之心。

     綜上所述,我們要想創業成功,首先必須鍛造魂商,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發智慧的創造,去捕獲思想的靈感;才能更好地應對逆境的磨練,去激發不懈奮斗的勇氣;也才能更好地影響、幫助和激勵你身邊的人們。

     (二)探究創新背后的價值取向

     前面談了創業,下面談談我對創新的理解。

     這依然是從一個企業經營者的視角和大家作交流:當我們在通過創業興建了一個企業以后,該如何進一步在企業中實施創新的問題?

     “創新”一詞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所提出。熊彼特認為,最重要的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或者說創新是判斷企業家的唯一標準。

     去年剛好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發表100周年。美國有人建議,解決美國的問題不能靠凱恩斯主義,而要靠熊彼特主義。靠熊彼特主義的引領才能重振創新基礎,為新的生產技術、新的創業項目以及喚回企業家精神開出藥方。

     熊彼特最大的貢獻是定義了創新的范圍。

     他告訴我們,創新應該涵蓋五個方面的活動,分別是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和組織創新。

     正是基于熊彼特的發現,人們才得以了解創新的內涵和外延,認識到創新是企業增長和發展的動力之所在。

     在熊彼特的思想影響下,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進一步探討了企業家該如何實施創新這個話題。

     德魯克在這里的貢獻是定義了創新的起源。

     他告訴我們,可以從7個方面去尋找創新的機遇,它分別是意外事件、不協調的事件、程序需要、產業和市場結構、人口變化、認知的變化和新知識。

     不過,有一個問題,兩位大師都沒有述及。他們都講,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創新就是企業家精神。可是,在創新活動的背后,又有著什么樣的精神?是不是所有創新行為背后都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對此,他們并沒有展開論述。

     但本人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必須要竭力地搞清楚。

     因為,創新就是一場變革。按照熊彼特的說法,創新就是“創造性破壞”。在創新、變革的過程中,人們一定會受到固有習慣或者說文化的阻力,往往需要對企業現有文化進行變革。

     當然,在大家的MBA學習中也有相關的課程專門講變革理論。比如,有“領導變革之父”之稱的約翰·科特教授,就有很多關于變革方面的著作,如《領導變革》、《變革的力量》、《變革之心》等。

     然而我發現,所有這些關于變革理論的書籍,幾乎都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假定了企業家要推行的這場變革都是正確的前提。
現在要思考的是,你變革的初衷真的是利他,還是利我?

     會不會推行了一場變革,結果卻把企業積極向上的好文化給徹底地破壞了?

     曾經有一本書在中國企業界很流行,叫做《執行——如何完成任務的學問》。

     該書非常詳細地介紹了應該如何讓員工執行領導所交辦的任務,并特別強調“執行必須滲透到企業文化中”,因此要建立一種“執行文化”。

     但是,該書最大的問題同樣是缺少了探討任務背后的文化這一章。事實上,如果領導交代的任務背后是不良的文化,那么,你的執行文化越好,反倒是讓企業在不良的道路上滑得更遠。

     我曾經在2010年與國內某位管理學大師,就到底是戰略決定文化,還是文化決定戰略進行過爭論,里面蘊含同樣的道理。

     他認為應該是戰略決定文化,因此是先制定戰略,然后再用戰略去審視企業固有的文化,從而進一步斷論:有利于戰略執行的文化,就是所謂好的文化,就應該鞏固和發揚;反之,阻礙戰略執行的文化,就是壞的文化,就應該變革和摒棄。

     而本人認為,應該是文化決定戰略。因為,戰略決定文化的背后,依然是首先假定自己的戰略是正確的。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企業的戰略都是唯利是圖的戰略,都是經濟至上的戰略,或者說都是不良、落后的戰略。

     按照戰略決定文化的理論,與這些不良、落后的戰略相適應的所謂“好”文化,也只能是不良、落后的文化;

     企業中原先存在的積極向上的好文化,由于與這樣的戰略不相適應,從而作為壞的文化而被棄之如敝履。

     為此,我們韻升堅持文化決定戰略,首先強調做人、做事的道德性和人性美,然后,再在這個文化的基礎上,去思考戰略的規劃與設計。

     在戰略的規劃與設計中,我們首先對戰略進行價值的判斷,去分析、判斷戰略背后的價值觀是否與我們倡導的核心價值觀相一致,對于違背我們價值觀的戰略,哪怕它可以帶來巨大的利益,我們也堅決不予采納。

     現在回到創新這個話題。我們公司自創立以來一直非常注重創新。目前,公司已擁有核心發明專利120余項,先后獲得國家發明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各一項,并承擔了6個國家863項目。

     但在我們公司的企業文化中卻始終沒有出現“創新”這二個字。

     因為我們堅信,要基于文化去創新,也就是說,創新必須服務于文化,一切創新行為背后的價值取向,必須與我們所倡導的價值觀相一致。

     搞清楚創新背后的價值取向,是實施創新前務必要思考的問題。否則,你的創新帶給企業的將是一場災難,因為你顛覆了企業的價值取向。

     這就是我今天想給大家分享的話題。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承載著某種價值,為此,這就需要我們去判斷、分析。

     但是,對一切創新行為、或者說對一切事物的價值判斷是那么的不容易,這需要我們對人性、對文化、對價值取向有著足夠的理解。

     2011年,公司對辦公樓進行了全面改造。為了給同志們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并避免因腳步聲而影響大家的工作,公司特意在走廊上鋪設了淺色的羊毛地毯。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一些同事的無心之失,使得一樓靠東邊的地毯上很快出現了油污的腳印。

     有干部因此建議,要追查并處罰腳印的“主人”;也有人建議,干脆把開水爐旁邊的好地毯換成黑色的廉價地毯。

     這些建議看上去“簡單易行”、“立竿見影”。但我們敏感地發現,這些建議背后的價值取向,與韻升所倡導的企業文化背道而馳。

     為此,我在企業內刊上發表了《黑腳印與衛生紙》一文,指出韻升推崇“文化管理”,是因為我們相信,絕大多數韻升員工都是有自尊心、講禮恥之人,或者說都是“好人”,如果僅僅因為地毯上的幾個腳印,就去追查并處罰腳印的“主人,或將地毯換成那種劣質的黑地毯,就會根本違背公司在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背后所堅持的這樣一個人性假設。如因連小小的地毯也搞不好的話,就有可能會顛覆企業整個的價值取向。

     要判斷行為背后的價值確實非常不容易,但稻盛和夫先生教給了我們一個方法。他說:“人在判斷事物的時候,并不是僅僅依靠才智,成為判斷基礎的乃是心態。這個心態是利他,還是利己,判斷的結果將大相徑庭。以利他之心為基礎判斷時,就能看見事物的核心,判斷就很少失誤。以利己之心思考時,判斷就會迷惑,就會扭曲,往往導致錯誤的結果。”

     在今天仍然健在的日本企業家中,最為德高望重的非稻盛和夫先生莫屬。他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親手締造兩個世界五百強企業的人。2012年又以79歲高齡接掌了第三家世界五百強企業——日本航空公司。

     我公司正在逐步推行的阿米巴經營模式,就是稻盛和夫先生所發明的,既是組織體系創新,也是考核體系創新的經營模式。
阿米巴經營往往被簡單理解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在網上的“MBA智庫百科”中就是這樣解釋:“阿米巴經營是指將組織分成小的集團,通過與市場直接聯系的獨立核算制進行運營,培養具有管理意識的領導,讓全體員工參與經營管理,從而實現‘全員參與’的經營方式”。

     但是,這樣的解釋根本就沒有體現出阿米巴經營模式背后獨特的價值取向。

     2009年11月,在青島舉辦的“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上,稻盛和夫跟張瑞敏同臺對話。對話的是同一個主題,其中,稻盛和夫講阿米巴經營,張瑞敏講自主經濟體。

     后來稻盛和夫先生講,“當聽到張瑞敏先生說自主經營體的考核是標準利潤留歸公司,超額利潤分給團隊時,我真想站起來說,你這樣是成果主義,你這樣做是不對的。只是考慮到場合過于正式,出于禮貌,我最終沒有說。”

     稻盛和夫認為,阿米巴經營要的是整體效益。而成果主義是把收入和當期的行為績效掛鉤,這容易導致員工為了增加其個人收入而拼命搶占部分資源,造成信息資源在公司內部不流動,最終使信息資源在某一個部門中滯留,也讓部門之間形成厚重且無法逾越的部門墻,從而影響整體配合的效果。

     所以,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與張瑞敏的自主經營體,是兩種制度創新、兩種考核方式背后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也由此導致企業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

     稻盛和夫再三申明,阿米巴經營不是人們所稱道的“經營訣竅”。僅僅模仿阿米巴經營的做法,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成效。其原因在于,阿米巴經營是以經營哲學作為基礎,有著獨特的價值標準。只有奉行同樣價值標準的企業,才可能真正運用好阿米巴經營模式。

     稻盛和夫認為,阿米巴的價值判斷標準不是“作為公司何謂正確?”,更不是“作為經營者的我個人何謂正確?”,而是“作為人何謂正確?”。只有這樣的價值標準才具備普遍性,才能夠與全體員工所共有。

     回顧我前面的演講,也正是從“作為人何謂正確?”,“作為人應追求何種價值?”展開,并強調應該以此作為我們創業背后的價值動因、創新背后的價值取向。

     而我的體會就是,只要我們堅持做好“人”、做個好人,做個懂得利他的人,我們就能做好企業,就能在正確的道路上開創出一個好的企業。

     (三)堅持利他的創業與創新理想

     在本次演講結束之前,我想表達自己的一個愿望。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學,不僅要基于利他的價值動因去創業,不僅要基于利他的價值取向去創新,更要在創業和創新的道路上,始終堅持利他的情懷,始終堅持利他的理想。

     我今天的談話內容也基本上是圍繞這樣一個理想而展開。這樣的談話可能會讓大家覺得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這似乎是一種時代的悲哀。“理想主義者”在今天似乎成為一個不太好聽的一個詞,因為,當今社會已經不喜歡談理想,或者說羞于談理想。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來談論理想似乎有些不合時宜,或者不切實際。

     但我從不諱言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因為我相信,如果你不希望墮入滾滾濁流,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人生富有意義、富有價值,沒白來這世界走一回的話,你就必須做一個“理想主義者”。

     我愿意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和大家在這里談談理想,也是因為我相信,你們或許也是一群理想主義者。因為在你們給我擬定的今天交流的主題“創業與創新”中,也表達了這種理想。或者說,有創業與創新思想的人,本身就一定是理想主義者。

     我只不過是把這個理想在價值取向上作了進一步的界定,希望大家無論是在創業還是創新的時候,都應該把利他的思想作為價值的原點,把幫助他人生活得更有價值,作為自己的價值歸宿。

     熊彼特曾經是德魯克父親阿道夫·德魯克的學生。在《大師的軌跡》的這本書中,詳細地記載了熊彼特對德魯克深遠的影響:“1950年元旦,德魯克駕車帶著父親阿道夫去拜訪熊彼特。誰也沒想到,兩位老人家那次閑話家常中的一段對話,竟然成為了德魯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轉折點。熊彼特回答阿道夫的一個問題道‘你知道嗎,阿道夫,在我現在這個年齡來看,人們若只曉得我寫了幾本著作、發明了一些理論,我認為是不夠的。如果沒有能改變人們的生活,你就不能說你已改變了世界。’德魯克說他‘從未忘記那段對話’,而且這句話成為衡量他一生成就的指標。”

     所以,今天的人們喜歡引用喬布斯那句“為改變世界而來”作為自己創業的理由時,卻忘記了熊彼特如下的這句忠告:如果你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不能讓人們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不能讓人們成為他們本來可以成為的更好的人,你就不能說你改變了世界。

     但是,要想改變人們的生活,要想賦予人們的生活以新的意義,在今天的社會中已十分困難。

     因為當今的社會已經患上了一種“意義缺乏癥”和“道德缺乏癥”,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不可避免都會受到上述癥狀的侵蝕與影響。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去堅持教化人心的創業與創新理想,就顯得格外的痛苦與艱難。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惟有如此,才彰顯出我們堅持這個理想的可貴,才彰顯出我們的勇氣、抱負與擔當。

     我在2012年年度工作報告的最后部分,特別提到了推行韻升新企業文化的困難時曾指出:梁漱溟先生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他的晚年口述整理成兩本書,一本叫做《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本叫做《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前者是他對這個社會的提問,后者是他給出的回答。

     “吾曹”就是“我們”的意思。梁先生的原話是說,要改變社會就一定有辦法,關鍵是看大家做還是不做。要大家做,首先需要我先做。如果我自己都不做,還能希望誰去做呢?所以,“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面對著這個道德失范、良知丟失的當今社會,公司新企業文化正是我們為此而給出的回答與付諸的行動。

     給出這樣的回答,需要勇氣,付諸這樣的行動,更需要堅持。在給出這樣的回答、付諸這樣的行動中,一定會有艱難困苦,一定會有心酸委屈。可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我相信,大家在創業和創新中如果要奉行“利他”這個圭臬,一定也同樣會面臨各種艱難困苦、心酸委屈。但是,如果我們選擇了這樣的理想,就一定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使命與擔當,因為,這是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就是培養出來的人有頂天立地的人格,有使命感、責任感,這是中華文化綿延幾千年的一個奧秘。
從孟子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再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是把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利益作為人生的追求和奮斗的目標。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要有一批人去承擔這樣的歷史重托。

     今天,要想推動社會進步,企業乃是最合適之機構,而在座立志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的同學們乃是最有希望、最有能力之群體。

     李嘉誠先生2012年在長江商學院有個演講,演講的主題是希望MBA們“要以人類幸福為己任”。

     他在演講中提到,“有能力的人,要為人類謀幸福,這是任務。歷史中有很多具有創意、有抱負的人和群體,同心合力,在追求無我中,推動社會改革進步。天地之間有一不可衡量、永恒價值的元素,只有具使命感的人才能享有的。這不是秘密,可惜,三歲小孩知道的事,不是人人做得到。”

     在座諸君都是有使命感的人,我深信你們一定比我有成就,比我有能量。我惟愿大家將能量、將天賦投身到更多的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為社會的進步的事業中去。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因此獲得很大的成功。

     由王家衛執導、拍攝的電影《一代宗師》的劇本里有句臺詞,聽了令人感動不已,那就是:“有一口氣、點一盞燈;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信念一直在,就總有被回應的一天;哪怕現在無人理解,終究會有被人理解的一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將這種信念加以推行。能度一人是一人,能成一事是一事。

     王家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的時候,特別解釋了“念念不忘”的含義。他說,“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初衷,叫做不改初衷是英雄。不迷不成家,你必須對你的事業念念不忘,你要專注。不斷灌水的時候,結果這個樹才會長出來。”

     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理想,當我們有了這樣的初衷,就一定要堅定自己的信念。只要自己念念不忘、不改初衷,就一定會等到成功的那一天。這是因為,“自助者、天必助之”;更是因為“利他者,天必利之。”

     最后,我想把前面提到的這兩句話、一共是16個字送給在座諸位,作為我對大家在創業與創新之路上的寄語,并以此結束我今天的演講。

     那就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為利他——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對前程——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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