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絮

《論語》與企業
日期:2018/10/15
       在我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全社會都在熱議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的問題疫苗事件。
       這個事件是一個比假酒、假煙更為嚴重的事件,是當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又一個翻版。這家企業經營者的行為已經到了喪心病狂、令人發指的地步。
       整個事件牽涉的并不止這一家企業,它已經涉及到了整個行業。作為一個與人的生命,特別是孩子的生命關系最為密切的行業,這樣的行為簡直就是草菅人命、泯滅人性。整個事件同樣也暴露出行業主管部門的監管缺失、制度疏漏,甚至極大可能地存在著官員與企業之間權錢交易的腐敗問題。
       又一個莫大的諷刺是,當年因三聚氰胺事件而被免職的官員,現在居然是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安全總監并總管疫苗!
      問題疫苗難道僅僅局限于疫苗問題嗎?不,它已經是今天的企業問題、體制問題、社會問題等等諸多問題的一個縮影。
      今天,我想與大家談談這里所暴露出的企業的道德以及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企業的道德問題確實關系重大,企業的經營管理如果突破了道德底線,不但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也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長春生物的疫苗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這讓我想起了《論語•述而篇》中孔子的告誡:“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就警示了企業:若不義而富,那你的財富必將變成浮云。
        很多人認為《論語》這部兩千多年前的經典,和今天的企業經營管理沒有多大的關系。但是,很多事例已經證明,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企業經營,乃至企業領導者的培養,《論語》中有很多的智慧值得我們去汲取。
一、《論語》與企業管理
        企業管理分文化管理和制度管理,兩者雖同等重要,但文化管理卻能解決制度管理解決不了的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有恥”與“無恥”的問題。而這恰恰是今天的企業和今天的社會最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
        8年前,我在《東瀛歸來話禮恥》一文中引用了《論語•為政篇》中“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一段話,指出其含義是:“若僅以制度治民,民雖能免于犯罪,卻不知犯罪的行為是恥辱的;若以文化教民,民便有羞恥之感,從而自覺地有所不為,自覺地避免了犯罪。”
        這正是文化管理的獨特價值所在。在《論語•子路篇》中有一句論述“恥”的話。“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翻譯如下:子貢問,“怎樣才能算個真正的士呢?”孔子說,“做事時,要有羞恥之心;出國訪問時,不辱使命,可算士了。”
        “行己有恥”是喊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先生一生最為推崇的信條。他明確指出,孔子之道就是八個字:“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顧炎武先生之所以如此強調“行己有恥”,這是因為在他看來,“恥之于人大矣”,“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也就是說,很多人之所以做出各種悖禮犯義之事,皆是因為喪失了羞恥之心。
        今天的國人、今天的企業,恐怕有很多都不知道《論語》中有“行己有恥”這四個字。因此當今社會的道德之心是一天比一天敗壞,無恥之舉是一天比一天增多。然而,要讓大家重新擁有這羞恥之心,卻不能靠制度管理,而只能是靠文化管理。
        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孔子所論述的“文化管理”,其實是有禮治和德治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禮治是“為國以禮”,這句話的出處是在《論語•先進篇》,講的是無論管理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企業,都要靠禮儀來規范。
        德治是“為政以德”。《論語•學而篇》講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它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依靠道德來管理國家或者企業,人民或者說員工就會象眾星朝北斗一樣擁戴你。何謂“為政以德”?《論語•顏淵篇》中有這樣的記載。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子在這里指出,治理一個組織不能靠嚴刑峻法,而是要靠德治。只要領導者有“德”、只要這個組織倡導“德”,那么,德就會像風一樣,讓所有的人都有德。
        在孔子所倡導的文化管理中,“德”與“禮”是屬于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德”指導人的思想,“禮”規范人的行為,在“德”駕馭之下的“禮”才是可行的治國之道。
        這和我們今天所講的企業文化應該是理念文化和行為文化的結合如出一轍。事實上,“企業文化”這個概念是為美國所發明,但被日本所仿效與發展。
        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對美國形成巨大挑戰。美國管理學家威廉•大內出版《Z理論——美國企業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戰》一書,內中明確提到,“美國經濟落后不僅僅在于技術問題,而在于缺乏日本那樣獨特的企業文化。”為此,“企業文化”這個概念由此正式誕生。
        可見,企業文化“源于美國,根在日本”。但日本企業文化的根又在哪里呢?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指出,“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使戰敗后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功應居首。許多學者研究后發現,中國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正是西方企業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日本企業在文化管理中把人作為企業的中心,形成了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體系。松下幸之助先生指出,企業管理就是“營造人”。管理者的重大任務或根本職責就是“營造人”,只有把人的智慧與機器的自動化結合起來,才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他說:“制造松下產品前,先制造松下人。”這樣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無疑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我們知道,孔子最重“人”、最愛“人”。他還特別告訴我們,管理者必須做到“愛人、知人”。
        這句話的出處是在《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翻譯如下:樊遲問,“什么是仁?”孔子說:“愛人。”又問,“什么是智?”孔子說,“知人。”樊遲聽了不明白。孔子說,“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其位在邪惡人之上,就能夠影響邪惡的人。”樊遲退了出來,找到子夏說,“剛才我去向老師請教什么是智,他說‘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其位在邪惡人之上。’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子夏說,“這是意義多么豐富的話呀!舜有了天下,在眾人中挑選,把皋陶提拔出來,壞人就難以立足了。湯有了天下,在眾人之中挑選,把伊尹提拔出來,壞人也就難以存在了。”
        文化管理一方面是以人為本,對每一個人的需求和特點給予充分的考慮;另一方面就是注重倫理,要明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責任。
        孔子在《論語•顏淵篇》中就談到,管理一個國家或者說企業,首先是要明確人和人的“關系”,以及每個人在不同“關系”中的責任。這段話如是說: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翻譯如下:齊景公問為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回答說,“君要盡君道,臣要盡臣道,父要盡父道,子要盡子道。”景公說,“好極了。若是君不盡君道,臣不盡臣道,父不盡父道,子不盡子道,縱有積谷,我哪吃得呀!”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僅要求“君王像個君王,臣子像個臣子,父親像個父親,兒子像個兒子”,還要求“君王”、“臣子”、“父親”、“兒子”各自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各自承擔起自己在相應的關系中對對方應該承擔的責任,這就是儒家講的“明倫”和“盡倫”。
        只有每個人都真正地明白和處理好上述這樣的關系,才能從一個家庭到一個企業,再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來共同建立一種整體的倫理。
        我們知道,企業文化的目的正是要通過倫理建設把企業打造為一個整體。正如新儒家大師杜維明先生所說,“在一個以集體為基本經濟單元的市場上,這一思想能讓一個組織的整體效率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由此看來,孔子的思想無疑是偉大而又深遽的。
二、《論語》與企業經營
        對今天的企業經營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用標準的管理學術語來講,自然是確定企業使命。因為企業使命是企業存在的理由,更是企業經營的目標。
        說到使命之“命”,《論語》中也有幾處談到“命”,其中有一句是我們理解《論語》的關鍵所在。我認為,一個人是否讀懂了《論語》,就看他是否讀懂了這句話,甚至就看他是如何對這句話進行斷句的。這句話就是《論語•子罕篇》中開篇第一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句話在有的版本中被斷句為,“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在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中,則把它斷為“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兩者的意思都是“孔子很少談論功利、命運和仁德”。而事實上,這句話正確的含義應該是如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所翻譯,“孔子平日少言利,只贊同命與仁”。
        說到“命”,對企業乃至對個人的重要性,我想引用錢穆先生在96歲時發表的人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來做說明。文中寫到:“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相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于天命遠近為分別。”
        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差別,也正在于使命的差別。偉大的企業一定會有偉大的使命,而最偉大的使命就是發現企業所承載的對國家、對社會、對民族的使命,這樣的使命也就是天命。
        稻盛和夫先生曾經指出,“企業經營應有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圓技術者之夢,更不是肥經營者一己之私腹,而是在追求全體員工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幸福的同時,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做出貢獻。這種類型的企業往往最后會成為我們稱之為偉大的企業,對我們的工作生活產生持續的重大影響。”
        當一個企業家知道自己承擔這樣的“天命”以后,相應地還會提出一個宏偉的愿景作為企業經營的宏大目標,因為這是推動企業經營的動力所在。用稻盛和夫的話說,“所謂經營,就是‘我想這樣的話,就會不顧一切去實現它’這個強烈愿望本身。”
        這樣的愿景看上去有些遙不可及,但承擔天命的企業家就會“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句話來自《論語•憲問篇》: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以上講的是子路在石門外睡了一覺起來,守門人問他:“你由何方來?”子路對道:“自孔氏來。”守門人說:“嘎!那人呀,他是一個明知干不成卻還要干的人呀!”
        錢穆先生解釋說,這個守門人可能是一個隱士,他知道世道之不可為,而以此譏諷孔子。但他不知道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正是一種知命之學。世道不可為是天意,但在知道天意后,仍然不可不為,則也是天意。
        一個肩負天命的企業,在實現愿景的過程中也絕不會半途而廢,因為他知道成敗均在我自己,唯有努力奮進、鼎力前行。
        在《論語•雍也篇》中這樣說: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劃。”冉求對孔子說,“我不是不喜歡您的學說,而是能力不足。”孔子批評他,“如果是能力不足的話,可能會半道而廢,而現在你還沒開始,就不想學了。”
        所以,很多人未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并不是因為能力的問題,而是因為本身并沒有去實現這個目標的一種真正的使命感。
        對企業經營來說,除了使命、愿景外,企業的核心價值觀也關系極大。“建一家受社會尊重的企業”是我們韻升的核心價值觀。我在《論兩個尊重》一文中提到,“強調以實現利潤為手段,以推動社會進步、獲得社會尊重為目的,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體現。”
        事實上,這樣的核心價值觀正是孔子在《論語》中所倡導的“義利觀”的體現。在《論語•里仁篇》中,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就要求我們,只要是對國家公眾有益的事業,就應該出于義去做;而有損于國家公眾的經營行為,必須舍棄。這里強調的是應該以“義”作為企業經營的標準。
        孔子在《論語•憲問篇》中還提到“見利思義”,在《論語•季氏篇》中又提出“見得思義”,則更是把“義”作為企業經營的目的,也因此與企業使命結合起來,作為企業經營最為重要的指南。
        今天很多企業的經營行為出現偏差,乃至出現問題疫苗、三聚氰胺這樣的惡劣事件,正是因為很多企業經營者不僅沒有把“義”作為自己追求的崇高目標,甚至都沒有把“義”作為檢驗企業經營的基本標準。需要說明的是,孔子講的“義”和“利”并不是對立的,而事實上,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95歲時發表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講。他講到:“有人說,發展商品經濟要講‘利’,而中國傳統強調‘義利之辯’,恥于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其實,講義與利,義不是空的;利在義中,義包含了‘利’的問題。合乎情理的利叫做義。”
        浙江在南宋出過一位極為有名的狀元,就是金華永康的陳亮,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狀元思想家”。陳亮所開創的“永康學派”強調“道義與功利相結合”,肯定了人的物質利益,反對道學家空談義理,對浙江的地域文化乃至浙江企業家精神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
        陳亮同朱熹曾經有長達三年的辯論,辯論的核心就是朱熹認為“義利不兩立,應崇義細利”,但陳亮認為“義利相兼,以義為先”,也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義利相容”的主張。
        陳亮的學說傳到了毗鄰的日本。事實上,日本的企業在過去能獲得長足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堅持了陳亮所言的這種“義利觀”。十八世紀,日本的商業逐漸發展。當時,三都之一的大阪成了日本的商業貿易中心,有“大阪富庶雄于天下”之說。在這里也誕生了一個由企業家創立的思想學派——大阪學派。
        大阪學派代表人物是五井持軒、中井履軒等人。他們從儒學世界觀出發,認為“企業家采用正當經營的方法所獲之利就是義。企業家之利就和武士的俸祿和農民耕種所得的米糧一樣,都是義,而不是利。只有貪圖非分的高利,才是利欲”。
        松下電器公司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就是“大阪企業家”的典型代表。他的經營理念就是“企業應當以社會公器自居”,并這樣講到:“缺乏崇高的經營理念,企業必定淪為只以賺錢為目的的工具;而沒有妥當的經營方式,企業則會因經營不善而導致破產。因此,經營理念與經營方法互為表里,兩者必須相輔相成,才能使企業繼續成長與發展,而成為達至美好社會的先鋒。”
        可見,企業管理是以人為本、制度管理與文化管理相結合,企業經營則是義利相容、經營理念與經營方法相統一。而這一切都是以《論語》為核心的儒家倫理的體現。
三、《論語》與領導者
        《論語》同樣對培養企業的領導者有巨大的幫助。有“歐洲的德魯克”之稱的約翰•阿代爾教授專門著有《孔子的領導力》一書,副標題就是“孔子的思想如何讓你成為一名更好的領導者”。
        阿代爾教授相信,孔子的思想對培養企業的領導者極為重要,他甚至認為,“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位關于領導力的偉大老師。” 
        這是因為,在阿代爾教授看來,無論是領導者所要承擔的責任(包括以身作則、完成任務、建立團隊、發展個人),還是領導者所需要的品質(熱情、誠信、溫暖、謙虛、高要求但公平),都可以在孔子的《論語》中找到答案。
        那么,結合我們韻升的文化和韻升的實際,《論語》對我們培養自己的領導者,有什么具體指導呢?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狄百瑞是當代最著名的漢學家,在他的《我們為什么要讀論語》一文中寫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句話是專指君子所應具有的德行。孔子的目標是要培養有德性的君子。這樣的君子,將成為這個社會里真正的領導者。”為什么君子可以成為領導者?正如《論語•泰伯篇》中所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可以托付孤兒,可以托付江山,生死關頭、臨危不懼,有這樣人格魅力的君子,理應成為領導者。
        再來看《論語•衛靈公篇》中的這一句,“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意思是:君子把義來作為他一切行事的本質,又把禮的節文來推行,把謙遜來表達,把誠信來完成,君子也。當然,這是孔子在當時提出的君子標準,今天的社會,我在《論信任》一文中給出了對“君子”的定義。
        首先,君子不是圣人,不是神,是我們經過不懈的努力、不斷的歷練都可以達到的標準。但君子又不同于普通人,更不同于小人,君子是足以為榜樣、讓人愿意效仿的人。在我看來,君子就是心胸開闊、言行一致,是重義輕利、注重禮儀,是自強不息、成人之美的人。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過去的儒家教育以培養君子為目標,今天道德的衰落亦體現為君子的衰落。
        “君子”是我對韻升領導者提出的一個基本標準。作為一名領導者,首先,你要做好表率。孔子在《論語》中反復闡述管理者(為政者)作為榜樣的重要性。他在《顏淵篇》中講,“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在《子路篇》中談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強調作為干部要以身作則,做道德的表率。
        同時,君子要處事公平。在《論語•季氏篇》中,孔子講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因為員工“不患寡而患不均”,管理者在制定薪酬機制的時候,就一定要充分考慮制度的公平性,我們的員工隊伍才可能“既來之,則安之”。
        除此之外,孔子在《衛靈公篇》中還提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以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強調管理者要有獨立思維和戰略眼光,這同樣是管理者最終能成為領導者的重要能力要求。
        要成為韻升的領導者,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要作為一個教育者,要學會努力去教育和培養你的下屬。
        孔子是最偉大的教育家,而《論語》則是最偉大的一部教育專著。
        在《論語•子路篇》中孔子就說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這就是說,企業對于員工來講,不對他們進行教育和訓練,就讓他們出去“打仗”,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行為。
        在《論語•堯曰篇》中,孔子提到兩種惡政,“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它所強調的同樣是:只有先做個教育者,才能做好一個領導者。而就領導者應當如何對員工進行幫助與教育,孔子在《論語》中也教給了我們很多的方法。
        比如因材施教。《雍也篇》中,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意思是要針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教育內容。
        比如言行一致。《憲問篇》中,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講的是要言行一致,以行動作為檢驗員工學習效果的標準。
        比如見賢思齊。《里仁篇》中,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里還引出了人人都可以成為老師的道理。
        比如教學相長。《泰伯篇》中,孔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并以此告訴我們,老師和學生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這就是教與學的“領導力循環”。
        比如啟發教育。《述而篇》中,孔子提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概念。意思是:教導學生不到他想明白卻明白不了的時候,不去啟迪他;不到他想說出卻說不出的時候,不去引發他。這就是“啟發”這個詞真正的含義,也同樣適用于我們的領導者在日常工作中去啟發和幫助自己的下屬。
        關于論語與企業關系的話題,其實有很多。日本的皆木和義先生著有《稻盛和夫的論語》一書,專門介紹稻盛和夫先生經營和管理企業的思想是如何與《論語》的內容相一致的。作者在最后提到了寫作這本書的背景時,也是因為當時的日本發生了很多企業經營的丑聞。為此,作者評論到出現丑聞的原因都是因為企業經營與社會道德相背離,或者說,企業沒有認識到“企業是社會的支柱”。
        對此,作者提出的解決之道是,企業的負責人應加強對《論語》的學習,并因此認識到企業除了經濟性以外,還有道德性和社會性。
        在眾多關于疫苗事件的評論中,有一篇叫做《誰來守望和保護社會?》的文章寫得最為出色。文章認為,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只是把生產疫苗看成是冷漠的生意,在問題被曝光后,他們為利潤損失而惋惜,看不到他們有任何的社會責任感。”“某種程度上講,疫苗就是社會信任的底線,當這個底線被洞穿,最終人們將會對社會徹底失去信任。可以預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進口疫苗,這不是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誰來守望和保護社會?”
        對于疫苗問題,在我看來,造成這個問題的是企業,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是需要企業。我們不能因為長生生物這樣的害群之馬的存在,就把社會的問題都歸咎于企業。我們應該認識到,今天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樣需要依靠企業,需要依靠企業來守望和保護社會。
        但是,這樣的企業并不是一般的企業,更不是這種唯利是圖的企業,我們需要的是一批能真正讀懂論語、踐行論語的企業家來守望和保護社會,需要一批真正認識到“企業不僅是經濟機構,也是道德機構、教育機構和社會機構”的企業來守望和保護這個社會。
        當然,更需要去守望和保護這個社會的是政府。因為疫苗事件已經讓大家失去了對社會的信任,也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而這樣的信任是政府得以存在之本。
        這讓我想起了《論語•顏淵篇》中這段著名的對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段對話是子貢向孔子問如何為政。孔子說:“確保豐衣足食、軍事強大、人民信任。”子貢說:“如果不能同時做到,以上三項中哪項可以去掉?“軍事。“如果還不行,剩下二項中哪項可以去掉?“衣食。自古皆有死,缺少人民的信任,國家就要滅亡。”
        對此,錢穆先生進一步解釋說:“民無食必死,然無信則群不立,渙散斗亂,終必相率淪亡,同歸于盡。故其群能保持有信,一時無食,仍可有食。若其群去信以爭食,則終成無食。”
        對一個組織來說,如果失去信任,里面的人必相率淪亡,整個組織將同歸于盡。在我看來,這是疫苗事件對今天的企業、今天的政府給出的最大警示,也是《論語》對今天的企業、今天的政府給出的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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